先生︱王宁：汉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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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10月2日消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
10月2日推出：《王宁：汉字人生》。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
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印刷楷体字字形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
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并完成“数字化《说文解字》研究平台的建构”等创新性项目，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王宁：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
这个理念非常清楚，自己也就比较坚定做教育。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
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她，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王宁：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
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省得他们心里打鼓，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就有数了，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王宁：语文试卷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衡量考试的难度，（考生）时间都用在读材料了，根本答不了题。
另外所有的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她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
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
从偏爱数理到走入中文系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
她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王宁：差不多小学三年级，我就把初中的数学都学完了，我一直受父亲影响，认为数理化才能为国家作贡献，没觉得文学还是个专业，就觉得都是一些人的修养。
王宁（左三）和她曾经的附中同学一起为班主任李宝芬（前排正中）过生日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她的人生航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
“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
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王宁：因为国家需要，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
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
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
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她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寒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王宁：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
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挺艰苦的。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
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地看。
四五十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
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王宁：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报纸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我都很感动。
有的农民年纪已经不小了，（高原上）40多岁就显得非常老，青海那个地方太阳晒、天气也不好，但是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要剥去训诂学的晦涩外壳196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汉语研究班毕业合影，左一为王宁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
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三千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
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
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
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王宁：月亮从水面上长起来的时候，脱颖而出，一下就出来，好像婴儿出生一样的那种状态，所以用的是“生”，不是用的“升”。
中国有自己的句式，这些都是要用中国文化去解释。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
一堂课听下来，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
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
她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王宁：陆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记不下来。
那时候毛亨的诗注，前头小序跟后头说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的时候就很困难，最后就心里想，老这样就要失传了。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
“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王宁：我想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些转变，所谓“双创转型”。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
又是高原，又是旷野。
那些年读书不容易，她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
乡亲们懂得她这份执念，特意为她挑亮灯捻，添上灯油。
王宁：我在那读了很多书，一面看着他们（农民）拿那个抛索，啪一下一只狗放一群羊（一面读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加上灯捻儿，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
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
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她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王宁：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当最前沿的科学遇到最传统的语言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
四十八岁，一切从头开始。
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她依旧一腔热血。
王宁老师——陆宗达旧照1986年，参加丁忱答辩会，右二为王宁，右一为陆宗达作为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
她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王宁：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基础。
后来我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数学、科学，首先把术语全都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
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
由她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王立军：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我们要挖掘它的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
一方面去做传统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要把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知识性的东西，转化为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包括规范标准和应用的知识体系。
1988年，王宁和她的老师萧璋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
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
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
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
于是，年近五十，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王宁：我跟师大信息科学学院的何克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992年，王宁（左三）和老师钟敬文（左四）一起讨论问题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王宁：有了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电子化。
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
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两万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宁作为部件规范的研制人，名字被永久记录在册。
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
王立军：她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字表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也是跟着王先生一点一点地做。
上世纪90年代，王宁（左一）和汉字学家周有光（左二）一同探讨计算机的发展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
二十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
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
王立军：它的应用前景是多方面的。
比如我们可以为汉字国际编码提供素材，也可以运用到汉字教育，为汉字的基础教育提供一些属性标准。
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惟有“教育”二字多次远赴海外交流，王宁发现国外对汉字、汉语存在诸多误解。
她在文章《舷窗》中写道：“人生当追求辽远，不然便去追求速度”，认为研究传统学问，眼光也要望向彼岸，跟上时代、走向世界。
王宁：追求辽远就是眼光要放开，光看此岸不行，还要看彼岸。
我觉得思想要前沿，你得跟上需要、跟上社会发展。
速度就是你要“跟着走”，所以时代性、国际性对一个传统学科来讲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本来只是立足自己，但是我要把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知道。
2015年，修订完成的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
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辞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
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一亿字。
红笔批改，字字斟酌。
此外，她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辞源》的数字化升级。
王宁：5年抢出来，抢出来辞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辞源的字头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字”就是在辞源基础上做的。
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
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要想得比较远，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
《辞源》（第三版）待到《辞源》署名时，她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
王立军：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她是真正靠自己扎扎实实的研究来体现自己的学术价值，处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那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
她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惟有“教育”二字。
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她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2000年，王宁（一排左一）和博士毕业生一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二排左四）2019年9月1日，王宁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发言我是记者张棉棉。
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尕让的期盼和锁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
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
坐在先生身旁，望着她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
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她前行的精神底色。
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辞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她的，从来不只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
于她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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